这本回忆录应该是李光耀回忆录的前半部分，只包括了新加坡独立建国时为止，所以其副标题注明了（1925-1965）。

1、李光耀当然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聪明不仅仅在于智力，还有其顺应环境，擅长于使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书中开头部分就介绍了他在日据时时期通过黑市存活的往事，他不是抗日志士，只能说苟活于乱世之中，但仍能保持敏锐的观察力，以致于他在日本败退后，回忆日据时期时，不仅仅是认识到“日本人骨子里禽兽”，日本人的残酷暴行当然令他愤恨，但他也从中认识了人性，发现了驭人之道：

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当时我还没读到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本书第7章

2、独立人士，往往都是宗主国培养出来的。甘地如此，东姑如此，李光耀也是如此。听起来好像这是不可避免的宿命，任何事物都在自身孕育出毁灭自己的种子的，但仔细想想，也没有这么玄幻，理由非常简单，人性如此，当经济利益足够时，对政治利益欲望自然就诞生了。所谓政治家，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合理评估本民族的最大利益，从而做出最有利于自己民族的选择。而野心家，则更象赌徒，不管其目的是为了个人还是民族，他们的方法都是煽动自己的民族，追求民族的最大利益，成王败寇，或为国父或民贼，自己成“民贼”还是小事，置自己民族于深渊之中才是罪恶。至于政客，那就是以民族利益为筹码，获取个人利益罢了。现代社会，民族独立已不是潮流（对一个民族而言，也有运气之说），但民族问题仍是一个难解之题，只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失败的，这种政策的结果，对于各方都会是灾难。

3、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先与共产党合作，然后又和英、马合作清党，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且做到了一个“体面人”所能做到的。

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对过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有一定的规矩，也守信用。我没说的是，希望他们也这样做。

——本书第29章

当然，这是他自己说的，实情到时是什么，我们是不得而知的，而且在李光耀与巫统论战时，巫统尽管一直反共，却也一再攻击他善于“在别人背后插一刀”

东姑说，不论好歹，巫统都会支持马华，即使马华只剩下五名议员，他也不会把这个华族伙伴抛在一边；行动党可就不是这样，它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登台，现在却把他们铲除掉。有了东姑作后盾，陈修信以激烈的言辞进行反击。他说，行动党善于在别人背后插一刀，根本不把原则和荣誉放在眼里；李光耀本身就像一条变色龙；从行动党内部缺乏民主来看，他的民主观念是很可疑的。

——本书第34章

但是李光耀的清党的确比蒋介石的要高明许多，少了血淋淋的还是小事，关键在于他为了这次清党，准备了12期广播讲话，模仿罗斯福的炉边谈话，详细地向新加坡人民解释了反共的必要性，这一点至少“不知道比某些人高明 到哪儿了”

当时新加坡还没有电视，广大的听众收听了上述广播。广播结束时，大多数人民相信我已经把过去党内的斗争、亲共分子的背叛和全权代表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了。他们也相信我对于未来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我扣住他们的心弦。我所讲的故事，是他们自己刚刚经历过的，暴乱、罢工和抵制都在他们脑海里记忆犹新。过去困扰着他们的许多疑团，我都一一做了解释。这就像一名魔术师正在表演，我突然跑上舞台，开灯照亮观众没注意到的黑暗角落，使对方使用的道具和配备在观众面前暴露无遗。

——本书第22章

李光耀的反共经验是绝对丰富而有效的。不过我认为，他之所以在这一点上能成功，与新加坡是个“鼻屎大”的地方有关。地小人少，成分简单，加上当地共产党和中共不同，不是从残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是由中共苏共马共扶殖起来的，学到了技巧而得不到精髓，也许骨干非常优秀，但也会被猪队友给拖累。

而且李光耀非常聪明，在与共产党人合作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共产党人操纵和控制民众的手段，在偷师过程中，他比马共更快地学会了这些技巧并且运用的更好。尽管他自己从来没有总结，但从回忆录里能看到：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实事求是，那一样都比马共做的更好。他自己都说，部长出扫大街，是和共产党人学的。

3、从书中可以看出，西方文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从来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实现这些理想的方法或者手段，他们认为这些手段是利用了人性中最恶的一面，通过操纵无知人们的恐惧和幻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制造混乱，又利用这些混乱；他们可以牺牲自己，更不惜牺牲别人；他们用暴力来打破一个旧的秩序，又无力给人们一个原来承诺的新秩序，在圆不了自己的谎言时，就暴露出无赖无耻的一面，混淆所有的道德标准。用混乱和残暴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事实上，社会主义思想，在二战后的欧洲和英国是非常流行的，李光耀也说过，他在二战后英国求学时，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了”、“费边主义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他说：

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报复，根本不设法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发现，伦敦经济学院的共产党人同样热心地向人强行灌输他们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备跟孤独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们改变信仰。

……

但最发人深省的，是跟老师一起读毛泽东原著。一篇有关共产党人如何摧毁敌人的文章，使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盾。分析的关键是”人民”的定义。根据毛泽东的精确分析，”人民”的定义因时间和形势而异。例如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时，反对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国民党是人民。1945年抗战胜利后，敌人日本被打败了，国民党在中国掌权，代表民族资本家和地主剥削群众，国民党成了敌人，反对国民党的都成了”人民”。我读毛泽东辩证法这个样本时得出结论，一旦英国人离开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会变成敌人。毛泽东说：”对敌人不能仁慈。”

——本书第9章

当然，李光耀作为一个资本家，他对于如何发展经济自然有自己的经验和理解，看不上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也不为奇，他对于许多的政策和做法有自己的经验作为对照，理解的深度当然不同，所以他能很刻薄地调侃：

他（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许多殖民地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人后来掌了权，他们自认为从拉斯基那里学来了理论，并根据他的理论推行不恰当的政策，结果搞垮了本国发展不足的经济。多亏我在执政之前，在能起坏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个经济体失败的经验。从而提醒我这样做是危险的。

——本书第9章

他对于书本上的社会主义也极尽嘲讽。他在后来回忆自己出访非洲时，有一段话很有趣：“然而参观过科纳克里和阿克拉，并会见过用社会主义术语大谈财富分配的国家领袖后，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会变成穷光蛋。——第33章”

4、书中一再强调“新加坡的独立是强加在它头上的”，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或者说从一个资产阶级的角度，的确，我相信李光耀不会因为民族尊严、反帝反殖等原因去追求独立的，那是共产党人或者其它理想主义者要干的事。从书中其实可以看出，李光耀一再强调，新加坡作为一个转口贸易城市，是不能独立于马来西亚而存活的，我相信他是真的这么认为的，比如说我们也无法想象上海能独立出中国一样。而且对于李光耀来说，在大马，他有更大的政治前途，虽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但如果有机会成为“牛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使在马来西亚独立的前期，人民行动党已经在大马展露头角了，而且如果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内部的话，大马的人口比例，是华人、马来人、其它民族的比例为4：4：2，甚至华人的比马来人还要高一点点。考虑到华人的勤奋，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华人在大马通过议会斗争、经济经营从而将马来西亚发展成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是有很大可能性的。但以东姑为首的马来西亚巫统，却以壮士断腕的气度，硬是将新加坡赶出了大马，从而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民族结构。加上以华人习惯的内讧风格，使得留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境况一落千丈。从一点来说，李光耀是东南亚华人的罪人。当然，更大的罪人还有“马华公会”的领袖陈修信，以一已之利，置万千同胞的利益于不顾。所以书中提到：

四年后的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的暴乱造成数以百计的华人伤亡，暴徒烧毁了他们的住所和汽车。1973年，在伊斯迈去世后，当时的首相敦拉扎克擢升胡先翁为副首相。陈修信虽然忠于联盟和巫统，却是个华人。他发现自己不能成为副首相，感到羞辱失塱，便辞职不干。他不了解，10年前他不自觉地协助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时，就已经输定了。

——本书第41章

所以说，中国人的劣根性那怕在海外，也摆脱不了。这好象是深陷于我们血液中的诅咒。

而李光耀能被老老实实地赶出马来西亚（心中是不是窃喜就不得而知了)，和他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当然也是相关的，他从来就没有自我牺牲的决心和意志，他从共产党人处学会了各种技巧，却学不到其精神，中共的三大法定，“武装斗争”他是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当然，对他个人来说，独立当国父，也不是一件坏事，对于聪明人的商人来说，理想主义是一个风险很大的投资。所以李光耀再一次背叛了他的同盟，或者说抛弃了他的同盟。这一次的受害者是“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

5、东姑阿都拉曼和他的巫统，则是整个事件中的另一方面，马来人是愚蠢而懒散，而他们足够幸运，一个伟大的领袖加上一点运气，就保证了他们民族的特权。尽管东姑有各种性格上的缺陷，但他能在利益各方纵横捭阖，拉拢排挤，在民主与民粹之间切换自如，而最终又能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为他的民族争取到了远超这个民族应得的利益，而且还保住了。所以说，从政治家的角度，他比李光耀更伟大。马来人的巫统，一个落后民族加上一个落后宗教，激发出野蛮之力，却能适逢其会。所以说，那怕是当奴才，也有运气一说。所以马来西亚的独立还真可以说是“人家用银盘奉送的”。

6、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影响真可以成为潜意识，留在心底影响自己而不自知，当我们嘲笑楚人刻舟求剑时，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书有前半部分有谈到李光耀对那些看似强大、富有，成立时间最早，成员素质最高的那些政党的看法，他们实际上富而不强，他们根本在精神上就是奴隶，他们认为从英国人手里争权力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不管多么有钱，也改变不了奴隶的本质

这些政客发表的演讲都因循苟且，从来不敢向英国的权威挑战。但是每当他们说出任何批评殖民地官员的话时，却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贝思形容他们为”在奴颜婢膝中长大的人”。

——本书第11章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同龄人或者比我们大一辈的人，当我们面对美国人时，不管报什么立场和心情，都是有敬畏之心的，毕竟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美国人的力量在世界上无人可挡，书中的那些人生活的时代，大英帝国的权威不容置疑。他们看待美国人，就好比是一个暴发户，尽管当时英国已经没落，而美国如日中天，而骨子里对待英国人还是畏惧的。所以，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还在于90后00后，不管我们怎么不屑地看待他们，但他们在心理上是用平视的目光看待当前的强权的。